(此时的黄河是南入黄海的,而不是清末北入渤海)
唐代诗人白居易一首《长相思·汴水流》,把江淮地区对江南的重要性,描述的很清楚了:“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还是那句话,哪有什么千里运粮的,大宗粮食、货物,包括兵马都是走水路的。
实在没办法了才会选择陆路,陆路对于后勤保障那是堪比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
自古以来,北方走水路攻打江南,无非三条水路。
一是:徐州——淮安——扬州——京口(江苏镇江)。
二是:开封——淮阳(河南商丘)——寿春(安徽淮南)——合肥——六合(江苏南京)。
三是:洛阳——襄阳——鄂州(武汉)。
寿春在南北朝,刘宋时期曾改名睢阳,与河南商丘睢阳古城地名相同。
明明不是一个地方,为何地名相同?
这其实与“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之后,故土难舍有关。
说白点,就是故土沦丧,在新的地方重新建一座城,仍叫原名。
襄阳、徐州其实就是南下的两把门钥匙。
华夏历史上但凡是江南政权,自己家丢了这两把门钥匙后果是什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即便是后面的老朱北伐,那也是要优先先占领这些重要地区的。
“襄阳者,东南之脊柱也,无襄阳则不可立国。”
而襄阳的沦陷对于南宋是个沉重的打击。
襄阳沦陷,鄂州(武汉,在宋朝叫鄂州,非后世的湖北省鄂州市。)不保,南宋千里江防被蒙元从中间截断,首尾不相顾,蒙元随时可以兵发长江,直指江东。
蒙元从西域调过来的新式投石机,射程可达180——200米,已经可以越过护城河攻击襄阳城墙了。
当然了,只凭借新式投石机蒙元未必就一定能获得胜利,南宋的一波骚操作,才是襄阳沦陷的关键。
襄阳之战,刘整(此人第二章有介绍)的水师起了关键作用。
罪魁祸首当属宋宁武军、保康军节度使吕文德。
范文虎、贾似道则为帮凶。
(范文虎,南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赵宋因为赵大的原因不再设都指挥使,只有副都指挥使。)
制水权至关重要,没有强大的水师力量在江南地区打仗是不可想象的。
这便是赵昺费尽千辛万苦也要把火炮架设在战船上的原因。
远、中、近三重火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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