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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娜啊，她是一个命苦的孩子。好不容易回到了亲生父亲的身边，还不被待见，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杀人呢？”

一位成娜的远房亲戚对警方如是说。

“不被待见”四个字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说话的这位是成娜母亲全英那边的亲戚，一位叫菲尔的中年女人，她和成娜有过几次往来。全英是成柏林的生母，成娜的继母，而她因病去了法国休养，目前不接见任何人。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她才回来没多久，亲爹就死了。一毕业娜娜就嫁人了，这不是不被待见吗？但也能理解，毕竟妈妈和弟弟都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噢，也有一点，但比不上亲生母亲和亲生弟弟，不可能会视若己出地爱护。”

菲尔的这番话倒是能证实成娜对弟弟成柏林杀人动机的供述。这一家人并非普通的家庭组合，成柏林因为害怕继承权被夺，那么的确有可能起杀人的念头，目前来看，杀人动机最充分的是成柏林。

如果是成娜杀的人，那么她的动机是什么？

而另一边，成柏林从被捕到现场，始终保持沉默，他一句话也没说。他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不过沉默也会给他带来不利。

但没过多久，他开口了。

案件审理准备阶段，检方向嫌犯及其律师披露了相关证据，包括另一嫌犯，也就是成娜的供述内容。

听律师说完这些，成柏林忽然抬起头。

“这是她说的？”

“是的。”

他又埋下头，不久，忽然低声笑起来，越笑越大声，笑得仰起了脸，笑得满面通红，泪水不断。

正式庭审于10月份开庭。

因成娜和成柏林各自行为不同，且彼此存在对立指控，所以被分开审理。

庭审现场，陪审团席上成员们面色严肃。检方律师陈述完案件，将成娜指控为“知情不报”和“可能参与谋杀”。

被告席上的女人静静聆听，没有多余的表情，只是在谋杀这个词宣读出来的一瞬间轻轻皱了一下眉头。她的脸苍白而悲伤，尽管没有说话，但浑身都散发着惹人怜悯的脆弱气息。

她就是成娜。

“尊敬的法官大人，陪审团的成员，这是一个充满嫉妒、谎言与贪婪的悲剧。而我将向你们证明，她不仅知晓了这起谋杀案的真相，事后帮忙隐瞒，还极有可能成了共谋者，深度参与其中。陪审团必须考虑，他们的行为是如何共同导致了这场不可挽回的悲剧。”

成娜的辩护律师叫赫拉，她是一位亚裔，近年拿下了不少难案，胜诉率极高，在圈内颇有名气。当然，聘请她绝非一件易事，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和耐心。

她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冯奉春，身边人都称她为冯。

冯奉春微微一笑，从容不迫地起身，环视陪审团，语气冷静而坚定：

“尊敬的法官大人，陪审团的各位成员：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桩由恐惧和权力交织的阴谋，也是一场家庭悲剧。我的当事人成娜，被卷入了一场由极度和愤怒驱动的案件。我们将证明，再案发当天，成柏林因为嫉妒和愤怒，将成明昭当成了我的当事人，并将她推下了悬崖。这是一起由情感纠葛和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引发的悲剧。”

“检方指责我的当事人知情不报，甚至暗示她参与了谋杀。这是多么可怕的指控。因为真正的事实是，她不仅没有犯罪，还亲身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令一个人的操控——她同父异母的弟弟，成柏林。”

控方律师走到陪审团前，语气严肃：

“被告不仅是知情者，还在犯罪后刻意隐瞒重要信息，我们有证人表明，她曾在案发前一夜与另一名嫌犯密会，既然被告和这么嫌犯是第一回见面，彼此不熟悉的前提下，为何会夜晚与他独处？这显然是一场实现密谋好的犯罪。”

随后，控方面向成娜：

“被告人，请问，你是否承认案发前曾与你的弟弟有过私下接触？”

“我承认。”成娜答。

冯奉春站在法庭中央，语速平缓而有穿透力：“控方的提问充满诱导性，试图将“私下接触”和“犯罪共谋”画上等号。而法庭是追求真相的地方，而不是推测的竞技场。”

她转向陪审团，语调微微加重：

“让我们回顾事实，被告与另一位嫌犯确实有过交流——这是任何家庭关系中必不可免的场景。要知道，成柏林是被告亲生父亲派来的唯一代表，是她当下了解原生家庭的唯一渠道，而当时，她并没有回到亲生家庭，因为对这个未曾谋面的家庭有疑问，而去问自己的弟弟，有什么问题？私下接触本身并不能代表被告知情。更不能说明她参与了犯罪活动。”

检方追问：“那么，被告人在案发后为何迟迟没有报警？这是否足以证明她有意隐瞒。”

冯奉春环视法庭，声音高挑：“阁下的问题有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报警等同于无辜”，请问，这是否公平？”

“案发后，被告因受到另一名嫌犯的威胁而陷入恐惧。在这种情形下，她的每一步行动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安全——她选择了保护自己。这不是犯罪，这是生存本能。”

她用悲伤的语气向陪审团强调：

“我的当事人，当时正处于一个高度紧张、极度恐惧的环境中。而这种环境，不仅是由成柏林的威胁造成，还与她长期以来承受的心理压力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