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偏头找到翟昰的眼睛,低声问:“你知道自由女神像为什么总是闭着眼吗?”
上一句还在说职业道德,这会儿又变成自由女神像了。她的思维让人捉摸不透,不过翟昰还是认真回答:“因为她是断案者,闭着眼睛,是力求客观公正,不偏不倚。”
曲衷“嗯”了下:“你说得对。”
“可我不是她。”
曲衷不是,翟昰也不是,他们有各自该处的位置和该有的立场。无法改变,亦不可动摇。
上个问题不过是饵,目的是引出这一句,她真正想说的,可耻地躲起来逃避了几个时辰,最后不得不面对的:
“翟昰,我做错了是不是?”
广场舞的音乐在这一刻戛然而止,风也退避三舍,似乎所有的静都是在为这么一个沉重的问句开道。
曲衷多么希望段宁齐能够骗她,像骗公安和检察官一样,说自己没做过。这样的话,她还是可以用期待可能性这几个字来说服自己给他辩护的。
可是他竟然对她信仰的法律,对那些幼小无辜的生命没有一点敬畏之心。
从听到他那些话开始,到下定决心把录音公开为止。这段时间里,刑辩职业的道德,和生而为人的道德,后天和先天的这两种道德,在曲衷的脑中疯狂地拉扯搏斗,相互掣肘,她快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最后她选择了后者。
但做完这个选择之后,跑上心头的是更大的悔意和深深的歉疚。
翟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这个问题。他第一次这么近地感受到,原来她的职业是这么地矛盾,这么地痛苦。
他只能想方设法地转移她的注意力:“曲衷,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有关海尔曼医生的故事?”
这个陌生的人名让曲衷一怔:“没有。”随后好奇心驱使她问出来,“讲什么的?”
翟昰真的准备了一个故事:
“这个医生他医术高超,远近闻名,以德报怨。曾经有个小偷去他诊所盗窃,慌乱中摔折了腿,他连夜给他做了手术,把他彻底治好之后,才把他交给警察。”
说着他顿了下,是在为这个故事的转折点作铺垫。
“没多久德国发动二战,有个无恶不作的盖世太保中枪送到了他的诊所。这一次,他却穿着白大褂,把手术刀插在了那个人的心脏上。”
曲衷听得入了迷:“后来呢?”
“后来他上了法庭接受审判,德国纳粹指控他,说他玷污了他的手术刀。”
都这时候了,曲衷第一时间还是先犯职业病:“那他的律师怎么给他辩护的?”
翟昰摇了摇头:“这个医生没有余温、陈夕他们那么好运,他没有律师,只能自己给自己辩护。”
“他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没错。但在那个时候,反法西斯是更高的天职。”
翟昰讲这个故事,是想告诉她,她今天的做法虽然违背了律师职业道德,但是情有可原。因为人是有感情有温度的,不可能在这种事情面前做到完全理性,无动于衷。
可曲衷的重点却放错:“那这个医生被无罪释放了?”
“……”
翟昰沉默了。
因为答案是没有。
他有罪,罪名是故意杀人。
这是他为履行超额的天职,所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