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口干舌燥,头顶一层层冒着汗珠,面红耳赤。就在这张针毡再也坐不下去时,带头人过来救场了。
“哎呦,可找着你了。才一眼没看见,就跑得不见人影。你就喜欢钻到个清净的地方玩避世。我要是再不看着你呀,你能在这儿把这片生菜给我解剖了。”
平日里下巴上好像挂着冰溜子的带头人,居然会说笑话。他呵呵地俯下身,一手端起靳连城的菜盘,一手勾肩搭背地揽住老同学,拍抚他的胳膊,悄声附耳道:
“我知道你不喜欢这场合……拜托,给个面子,那边一群人等着呢……走啦走啦……”
靳连城被拥离了座位,走得远了。老靳缩着脖子挑着眼睛,视线从上眼皮下方溜出——他一向这样看人:避世?我也每次都坐角落,怎么都没人这么说?怪了,世上还有不喜欢吃免钱饭的人?
“咯吱”,他不是滋味地咬断一截虾。
一辆顺便搭的大客车
餐会稀稀落落地散场了,人三三两两地回家了。
开车来的最省心,直接奔了停车场;顺不顺路的也跟去了;地形熟悉一点的,从度假村晃出去到街边看站牌,找能到家的公交线路;少部分求稳的,只好再次坐上来时的大客车返回所里,再从单位走那数年如一日的下班路。
老靳混在这群人里,到了研究所,别人陆陆续续下车了,他却坐着不动。他当然可以到车棚找到自己的自行车骑回家,但他宁愿把它扔在这里一夜,明天早早起来走远路上班。因为客车是所里租来的,晚上要开回客运公司的停车场,途中恰好从他家门口经过。
他在位子上晃动颠簸,乜斜的视野里跳动着空无一人的车厢,油然生出一种自己包了一辆车的错觉。他费力地对准焦距,望住了那一个个看起来就很舒服的前排座位。每次车上只要有第二个人,他好像就会被挤到最后一排。这一次机会难得,他也嚣张地、报复性地狠狠想着,“哼!咱也坐一回前排!”,跌跌撞撞地往前摸去。
他之所以“乜斜”,之所以“费力”,之所以“嚣张”,之所以“跌撞”,是因为他醉了。他醉了是因为餐会上还开了酒,红酒。
他一直向前向前向前,直到摸到了最靠近司机的座位。只有这里能让他满意,如果不前到这么前的话,就好像亏了本似的。
他刚一坐下,普遍寂寞的司机便找到了听众。他东拉西扯地敞着话匣子,语气颇为敬重,带着一种心地单纯的体力劳动者对知识分子的本能仰慕。他和大多数人一样无知,总以为研究所里全是科学家,却从来不想再了不起的单位也有扫地大妈。
他瘫在座位上,享受着这荒谬更难得的敬意。他边上的窗户开着,窜进夜晚的小凉风,吹着他散发着高热的红头涨脸,很是舒适。他陶醉得自言自语,又好像在对司机倾诉。也许絮絮地说起了自己的事情,也许没有。
他姓靳。靳,呵,他居然也姓靳。
曾经,很久很久以前的曾经,他也觉得靳是个珍稀的姓。他以为这能让那些张王李赵的同学羡慕,谁知他们不这么想,还欺负他。他们无视他傲人的姓,只嘲笑他的名字像女生。
那时,他还叫做靳双。他妈生了他这个长子,还想再要个小儿子,便把这种美好的愿望取在了他的名字里。她成功地又怀孕了,孩子还没落地,她的丈夫孩儿他爹就没了。别人都等着看小的这个怎么变成遗腹子,谁知结果出乎意料:生产的时候,大人小孩一块过去那边,和一家之主团聚了。只剩下他,在这里顶着一个破烂的名字。
这个名字让他被笑了好久,久到他都忘了有多久。他稍微有点主意后,做的第一件事,也是一生中唯一一件敢想敢干的事,就是去改了名字。可是,改了以后,大家反而笑得更厉害,因为“爽”字更像女人。而他,却没有勇气再改一次了。
这里面,好像有点什么道理。以前的人总讲,命里缺什么,名字就起什么。他这一辈子,最欠的,就是这个“爽”字。
在长大以前,他寄篱在叔叔家。上完了小学上初中,然后开始闹运动。实话说,他挺感谢那场运动,这让他可以和那些日后自学成材到拥有了话语权的成功人士一起并称为“被耽误的一代”。其实,就算没有那一切,以他当时的脑子、心境和叔叔家人的眼神,只怕也上不下去了。
有时候想想,也许,连初中也不该去上的。
在初中,他遇到了一个人,他们班班长,还是团支部书记。那人也很白净,也很文雅,也长了个该死的希腊鼻子。他是他一生中最难忘记的人。是因为他特别欺负他吗?错了!是他从来没有欺负过他。
在他以前,被人欺负得久了,也自有一套自作践的道理:至少,别人还能从我的痛苦中得到快乐;至少,我还有被人欺负的价值。这人又欺负我了,你看,我又有价值了……
可是那个人,他从来也不欺负他。他清澈的眼睛,一向通透地从他身上望过去,从来也看不见他,从来也不过来欺负他一下。每个人都欺负他,他为什么敢免俗?那无视的眼神昭示着答案:你?你是谁?我为什么要欺负你?难道我比你高等就会觉得高兴?那我也太没追求了……
是的,就像一条虫子,它注定不会有什么大作为,毕生梦想就是惊吓到一个年轻女孩。她会撕心裂肺地尖叫,“砰砰砰”地在它身上连跺十脚,把它踩成肉饼肉泥肉酱,然后嫌恶地在地面上蹭掉鞋底粘着的它爆成汁水的内脏。作为一条虫子,这样的死法,这样的结局,也算得轰轰烈烈。它被人厌恶过,可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