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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第1页）

第六章必须去读书

在全公社的大队书记中，朱世明虽然年纪只有四十几岁，却是资历最老的书记之一。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村长不叫村长，改叫大队书记，村民不叫村民，改叫社员。朱端来原本是工作队任命的南塘村村长，他主动向公社提出不当了，理由是自己的身体吃不消。公社书记让他推荐人，他故意推了几个老贫农，说他们是老党员。公社书记手一挥，说：“他们大字都不识一个，以后我开会他们怎么记录？怎么传达？让你儿子当吧，他是党员，又有文化。”儿子朱世明就这样顺利地当上了大队书记。

大队书记下面有十一个生产队。土改时分给所有村民的田地，都收归所在的生产队了，自己家里，只保留一点自留山。生产队长每天站在本队的一个合适的位置，或大树下，或小山岗上，或晒谷坪，吹几声口哨，队上的人就扛着锄头钯头去集合。跟部队当兵一样，队长将一天的活安排下去，大家分头去干。全大队的人刚开始都觉得这样新鲜，排着队去地里干活，男男女女，大大小小，高高矮矮，排得歪七歪八，你笑我我笑你的。那笑声爽朗，无拘无束，没有遮拦。那笑声如流星如浪花，随风渐起，随风而逝，渐行渐远，恋恋不舍，复归于平静安息，只剩下劳动的声音。

世明的妻子章素月也跟着生产队的人迎着日出去出工，在黄昏时候赶着牛，踩着田埂，蠕动着回家。素月一点也没有大队书记夫人的架子，一样跟队里的人干重活，一样开下流的玩笑。她率直，没有城府，顾集体也顾家。

出工让素月和社员们都感到新鲜，感到快乐。是的，苦难使人深刻，但生活里没有了快乐，深刻就会走向冷酷。有快乐滋润的心灵柔软，它有爱和包容，有善良和怜悯。

一年又一年，枯燥的出工对于章素月们不再有新鲜感了。每天都听哨子唿哨，每天都是重复同样的活计，开同样粗痞的玩笑，他们厌烦了。但厌烦又当如何？这是他们的命，他们仍要为了挣工分糊口而日出而作。他们渐渐有了怀疑，这块肥沃的土地，如何又如此贫瘠？是自己不够努力吗？是老天不眷顾吗？

岁月的流逝悄无声息，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了，队里的小牛犊成了拉不动犁的老牛，生产队长陈满哥成了陈满爹，章素月也由青年到了中年，她腰枝松垮，开始显沧桑了，显老了，也不知从何时起，她眼角的皱纹更细密了，像开片瓷器上的裂纹。她有了一个儿子，又一个儿子，再一个儿子，终于生了个女儿，四个孩子。四张嘴要吃饭，章素月忙里忙外，忙白天忙晚上，没有歇息的时候。如果说过去是为自己活，为丈夫活，现在，她是为四个孩子活。她活在苦水泡着的日子里。

活着真难，全然不像报上和广播里说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话世明在大队的大喇叭里作报告时常常引用，素月要他在家别说了，这话连孩子都不信，骗鬼呢！

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朱东峰领取初中毕业证回家了。拿毕业证回家的时候，东峰带回了两张合影，一张是他的初中毕业班的合影，他把全班同学都带回来了；一张是没有爷爷的全家福。相片里的奶奶和父亲母亲都慈祥，温和，四个孩子的脸上都有笑意。那天照相时，摄影师喊了一声“望这儿，茄子！”就按下了快门。这张全家福是幸福的，满足的。

两张合影都是黑白的，边缘齿轮状。这两张合影，先是奶奶看，后是父亲母亲看，再是弟弟妹妹看，像看一件珍宝似的。这两张合影，都被挂在相框里，挂在东峰住的房间的墙上。

“哥，我们初中毕业时也会照合影吗？”南峰好奇地问，他充满了憧憬。

“会，肯定会。”东峰说。

东峰放暑假了，于上学读书而言，他是打算长时间地放假了。放假第一天，他就跟着母亲去出工，参加生产队的“双抢”。过去出工，他的任务主要是扯秧、插田和割禾，现在，他找生产队长要求打谷、抽水和犁田，他要把所有的活计都偿遍。队长陈满爹有六十多了，一直跟朱家走得近。他把东峰当侄辈，有些不忍地说：

“那些都是重活，别干了，你只有七分工。七分工就干七分工的活吧！”

“七分工就七分工，七分工一样犁田。”东峰坚持说。

“那你还是个孩子呀，东峰。”陈满爹说。

那时候，在临水农村，男劳力是十分工，女人出工只有七分工。东峰尽管个子有一米六七，但毕竟是少年人，他出工也只有七分工，一个女人的工分。不过，“双抢”期间利用早晚扯秧和插田，是计酬的，视干活的多少算工分，比如扯秧100只算一分工，1000只秧就是十分工。

1974年的“双抢”，实际上只有“一抢”了，因为大水冲掉了禾苗，毁坏了田垄，要重新耕地，重新育苗，重新插田，重新踩田，两季变一季了。等完成这一季的抢插任务，队里的会计王眼镜跟东峰说:“你的工分跟队里的主劳力是一样算的。”

原来，陈满爹见东峰干活不比主劳力差，就跟会计出纳几个人商量，把他的工分加上来了。东峰觉得他们或许给了父亲的面子，但也觉得是应该的，公平的。“我做的事，不比主劳力少，只有多。毛主席说过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话，我靠自己的劳动挣工分，我可以跟任何人比。”他的内心倔强。当然，他也跟王眼镜说了声谢谢，跟陈满爹说了谢谢。

“人家对我好，我不能心安理得。”他对自己说。他是个周全的孩子。

“东峰犁田像老把式。”这话是陈满爹说的，“就凭他犁田，也要给他十分工一天。”

“我不是很熟练，哪些地方要犁得深，哪些地方要浅，我还没把握好。”东峰说。

队上有三头牛和三套犁犋，犁犋手一般是固定的，都必须身强力壮。当一代犁犋手老了，扶不动犁把了，年轻的犁犋手便会接替上来。要接替犁犋手，一般要由队里安排，东峰不是队里安排的，因为他的年龄和力气都嫩了一些。东峰未碰过犁，但他知道犁是农村人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农具，只有会用犁了，乡下就没有什么农活能难住自己了。

犁由犁弓、犁板和铧组成，形状就如一个斜卧的“力”字。铧是一个三角形的，被泥土磨得锋利雪亮。耕地时，犁铧向下，深深插进泥土。但犁要真正动起来，在土地上纵横捭阖，挥洒泥浪，雄霸土地，必须由牛拉动。东峰去牛屋牵牛时，有两头年轻些的牛被队里两个犁犋手牵去了，留给东峰的只有一头老母牛。东峰让牛喝足水，把牛牵到水田里，给牛套上牛梭。这弓形的牛梭套在牛的前肩胛上，像套上枷锁一样。牛梭两端，和犁连接起来。东峰一手握犁，一手扬起竹条，学着犁犋手一样吆喝，赶着牛往前走。老牛的肚皮耷拉下来，长长一条，犁地时肚皮犹如一只大布口袋一样，晃来晃去。东峰赶着牛，匐伏着身子，耷拉下来的□□也在晃动，像牛的肚皮。

翻新了两亩田之后，老牛有些疲倦，它站在田地里迈不动脚步了。东峰扶着犁杖，挥动竹条，像大人一样骂它：“做牛耕田，你就是这个命。你咋不动呢！”

疲倦的牛听到东峰的吆喝，仿佛知错般地抬起头，又拉着犁往前面走。田地耕得哗哗翻动，犹如水面上掀起了波浪。

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东峰原本白净的皮肤晒黑了，黄中带黑，脸黑了，手背黑了，脑壳上还冒出几个疖子。东峰照照镜子，看到脖子下面是白皙的，黑白以穿背心为界线，背心遮住的是白皙的。“我黑了！”黑是健康的标记，是劳动的标记，是农民的标记，是乡下人的标记。黑没什么不好！东峰阿Q似的挥挥手，用用劲，显得健壮有力。

他就这样融入土地。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共同体中，稻田、谷穗、蚂蚁、蜜蜂、麻雀、杜鹃、野兔、树林、小草等等，在很多时候，很难成为我们的欣赏对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田野与土地，意味着艰苦的劳作，“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乡村有静谧，有纯真，有简单和富足的时刻，然而它毕竟与辛苦相连，与年复一年的重复相连。它只有在文人眼里，才与诗意和审美相连。诗歌与沃野，在乡村，在农田和野地之间。

这个暑假，是东峰这些年来最累的一个暑假。“从这个暑假开始，我就回来种田了，我就是主劳力了，我就属于这片沃野了，我所有的劳动，都是值得的。”他这样对自己说，有些诗意地说。

他劝母亲不要在毒太阳下去出工，他说他是主劳力了，以后他来养这个家。他要用少年的瘦弱的双肩，挑起可怕的人生重担。他心疼母亲。从他记事起，就见母亲围着他和弟弟妹妹转。每天晚饭以后，母亲就叮嘱他们去做作业，她一个人洗碗筷，还有喂猪。他有时帮着母亲去剁猪草，母亲会接过菜刀，说，你的作业做完了吗？夜深了，母亲还在灯下为他们缝补衣服。第二天天还没亮，母亲就起床了，为全家人做早饭。白天，他们去上学了，母亲就去出工。母亲省着自己，有一年过年的时候，给四个孩子一人做了一身新衣服，给父亲做了身新衣，给爷爷奶奶做了身新衣，唯独没有她自己的。她从未穿过新衣服，舍不得吃和穿，就是舍得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