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那里,烦躁的喝着剩下的酒。
也许是因为我吐得太恶心,老板娘没多久就过来下了逐客令。
老板娘拿了一张单子压在我桌上,“这位先生,麻烦付一下钱,我好打扫一下。”
我瞥了眼印了好几个油印的单子,苦涩的笑了一下,这就是亲戚,这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他卸磨杀驴,还不忘薅一把羊毛。
我拿出手机付了钱,然后拎着酒瓶子往外走。那时已是初冬,西北风已经抵达南方,冷气裹着湿漉漉的气息钻进我的衣领里。
我摇摇晃晃的走在那条满是银杏树的路上,十一月的银杏,剩几片叶子零星的挂在枝丫上,路灯整片整片的落在我身上,我的身影左右摇晃,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最后,我还是给文宿打了电话。
但是,电话没有打通。
我想,她大概是没有原谅我。我坐在路边的落了叶的银杏树下,将整瓶的酒灌进胃里。
第二天,我是在医院醒来的。
据护士说,我是被巡特警捡到医院来的。
我坐在医院的病床上,脑袋沉得像水泥一样。满身的酒味,从皮肤毛孔往外散。前一天的事再次在脑海里浮现。
趁着手上插着吊针,我拍了个视频给文宿,然后靠在病床上,等文宿的电话。
因为太难受,我请了一天假。
一天的时间,我全部用来等待文宿的消息,从早上到中午,从午后到深夜,时间在一次又一次点开微信中流失。
一天结束,零点的字样在手机屏幕上擦过,文宿的对话框,还是那句话。
〔你什么时候想安定下来,我随时可以。〕
我躺在床上,痴痴的看着窗外的夜色辗转反侧,握反复回想自己走出文宿家的样子,并一次一次的猜测文宿对我的态度。
文宿恐婚,是我最后的结论。
她对我还是有感情的,因为没有感情,是很难动情的亲吻缠绵。
没有感情,也不可能让我出入她家。
说到底,我还是特别的那个。
确认这一点,我从床上坐了起来,给文宿打了电话。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打到第五个,电话接通,文宿疲惫的声音从听筒里飘出来,“喂……”
她说话的时候,大口呼气,像是刚跑完步累坏了了似的。
“文宿,你在家吗?”我想去找她,我想告诉她,我不逼她了,我想跟她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