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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永徽之年承继贞观盛世的基业,恰是清平顺遂之时,但君臣之间的平衡早已在无形之间被打破。
武媚娘看到的是长孙无忌的步步紧逼、谋夺私权,李治作为局中人,心情之复杂还要更甚。
长孙无忌既是舅舅、也是能臣,当年他李治能坐稳太子之位,也多有仰赖长孙无忌帮扶之处。这让李治对这位顾命大臣尊重有加,甚至希冀于成全一段新的君臣佳话。
但很快他就发现,局势和人心都不像他想象得那般美好。
先帝为他留下了两位顾命大臣。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前者暂且不论,后者在永徽元年便犯下了一件大案。
彼时天灾频频,为使民生安定,李治下达了一条指令,严禁土地买卖,然而褚遂良顶风作案,被监察御史一纸诉状告到御前,检举此人压价强买土地。
论理来说,严刑峻法、明确法令,正是天子即位后当办的。
可偏偏,在审办此案之中,大理少卿为褚遂良开脱罪名,长孙无忌为其求情,最终由死刑改判流放。
个中含义不言而喻。
刚上位不久的天子还未彻底掌握权势,朝中高官就已先形成了“朋党”雏形。
于是到了第二年,李治和长孙无忌之间有了一段相当特殊的对话。
他问这位本该可靠的舅舅,为什么他向群臣募集建议,希望广开言路,让朝政有所受益,然而一直以来,群臣上疏中却并无可用之言呢?
长孙无忌回说,只因当下政治清明,法律完备,既然没有缺漏,那些想要通过进言来升迁的人,当然没有什么可说的。
至于那所谓的徇私办案、收取人情之说,乃是常理,就算陛下都未必能够得以免除,更何况是朝臣。1
总归,只要政事安泰,这点小事就不用多管了。
李治却不这么想。
天下当真如此太平公道吗?
恐怕不是的。
不过是有些人已在他这位天子的身边树起了一座座高墙,试图让他端坐其中,安分看着外头的风起云涌。
仅仅在三个月后,褚遂良就被重新调回了长安,甚至直接在各方运作之下,回到了宰相的位置上。
又四个月,长孙无忌、褚遂良和王皇后的舅舅柳奭便将手伸到了立储之事上。迫使他将李忠记在了王皇后的名下,又将其立为了太子。
可要知道,即便到了这永徽五年,李治也才只有二十七岁而已,根本不必那么早就确立继承人。
此举之中,着急的不是天子,是这些妄图再进一步的朝臣!
这还并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