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没办法,他刚被皇帝收拾过,现在属于夹着尾巴装乖的阶段。
到了十月初六日,皇帝正式起驾,
天子龙辇是队伍庞大、旌旗蔽日,浩浩荡荡的从北京城中走出。
国家像这样强盛,朱厚照也就没省马车这样的小钱,他的座驾乃是八匹透黑精壮的大马所拉,车厢长两丈有余,内里分出了两块独立区域,最前方是放着书案,用于处理政务,后面用木门相隔着的是一个宽而软的大床,供他在路途中休息。
这两个区域左右两侧各有一扇小窗,而轮子则是前二、中四、后二的格局,至于帘子和木头的用料装饰则不必多言。
可以说,这几乎就是一个移动的乾清宫。
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容得下七八名臣子。
至于路途颠簸也不必过多担心,两京大道已经被修整过了,虽比不得现代高速公路那样丝滑,但人坐在里面也不会有不适的感觉。
而因为天子出行,封路则是不可避免的操作。
朱厚照没在这方面为难负责他守卫的神武卫将士们,不然万一有什么意外,那不仅对他个人安危造成威胁,也会使得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朝堂出乱子。
当然,这样的缺陷就是外面的景色会比较单调,大部分都是一眼望过去的平坦耕地,刚出紫禁城还觉得新鲜,走到保定就已经不想往外面看了,而是听着自己的臣子说些具体的事。
这期间,邢观和姜雍所主张的一件事引起了他的主意。
其实也不算正式的论政,更多的是一种论学,话赶话谈起的。
邢观说:“当年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最大的缘由是出于北方防务的考量,以天子来守国门。百余年前,大明最大的威胁也是来自北方。所以那番考虑自是恰当。
但时移世易,皇上文治武功,冠绝古今,北方蒙古余孽已不足为虑。不仅如此,自博望侯出使西洋以后,上下始知当今世界之势是航海大业浩浩汤汤,不可逆转。尤其是产业强国、产业立国的观念显然更适合当下的世界和当下的大明。
大明又与南洋和西洋诸多国家往来通商,现在的海上船只如过江之卿,由此而知,国家的重心会在几十年间由北方转向南方,而且陛下也说过,今后大明的主要威胁更有可能是来自于海上。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考虑再将都城迁往南京?”
邢观也不是特意在向皇帝上奏,或许是这一次正好是出发前往那里,所以他才多说了这么几句。
但他这么一讲,其他人还真的有几分认真对待的神色。
与此同时,朱厚照则在心中想着:当年朱棣要迁都北京,也有政治考量。
他对建文皇帝的削藩之策大加批判,但是他当了皇帝以后也得削藩,这是不可更改的政治格局,不削藩还得了?
但他造反的时候,肯定是说我是太祖皇帝封的九大塞王之一,身负戍边之责。
哪怕当了皇帝,也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朱元璋给他的,那么迁都北平,以天子守国门,自然就是这个政治逻辑下的产物。
上一世朱厚照并不会这么考虑,哪怕去看历史,也是觉得朱棣大概还是考虑军事因素,考虑了国家北方的防务压力。
但现在当了这么些年皇帝,刚刚那些想法竟就自己这么冒出来了。
而邢观之后,少府令范玉昌又说:“邢尚书所言倒也不无道理。大明南洋公司便更像个京里的衙门,而不像地方。”
朱厚照心中默默的赞同这句话。
大明南洋公司太重要了,它的一把手都是自己绝对亲信。
虽然在杭州,但实际上却是北京直接遥控。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的重心确实是在南方。否则为什么不干脆把南洋公司放到京师去呢?
“迁都大事岂可轻言?”顾人仪稳重出声,“便说所耗费的银钱便是个不小的数字。况且定都北平已百年有余,天下人都习惯了。”
姜雍笑了笑,反正是路上闲暇,就这么说说嘛,他讲道:“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做任何决策关键不在于耗资多少,关键在于划算还是不划算。如果迁都南京,对天下有利,那么再多的钱也是值得的。
实际上,北方人口众多,但主要的产粮之地却都在南方,为了供养北方,每年南粮北运足有四五百万石,当年仁宗皇帝就说: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仰南京,斯亦吾之素心。”
这又是一个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