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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可读（第2页）

套用张咏遗表的句法，实暗寓谏停园工之意，不明言则迹近讥刺，所以穆宗谓“吴可读欺负我”，意谐欺其不懂，而又如北方谚语所谓“骂人不带脏字”。这都是穆宗的想法，少年初解文字，偶有所得，遂尔张皇撒娇，乃醇王意在迎合，欲借此以慑言官，并笼络旗下兵将，竟排众议，欲枉法置吴可读于死地。则张咏之所谓“贼臣”，在此时实以醇王为首。“昆明湖换渤海”之语虽哀，度清朝列祖列宗，不能以其有此悔恨语而恕此不肖子孙！

至于“原旨斩立决，刑部”云云，所叙稍欠清晰。《清史稿·穆宗本纪》，同治十二年十一月：

壬申（十四），成禄论斩，吴可读坐刺听朝政降调。

可知，成禄定罪与吴可读获罪，为同日之事。此即陈宝琛诗注中所记“醇贤亲王后至，袖一稿”云云。既云“坐”，则必经审问。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谓之“三法司”。定制三法司会审，非“全堂画诺”，不得定死罪，与欧美陪审制度相同。

六部九卿正副首长皆谓之“堂官”，刑部尚书、侍郎，满汉六堂，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大理寺正卿、少卿，满汉各四堂，三法司堂官总计十四。“十三堂官皆画诺，独家璧不肯”，吴可读乃得不死。

王家璧字孝凤，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二甲十八名进士，正色立朝，不阿流俗，以非翰林，竟不得大用，是很可惜的事。

至云“改流”则所记亦有误，所得处分为“降三级调用”，一时无官可补，因应左宗棠之聘，归主兰山书院。启行有期，而穆宗上宾。彼时即欲有所奏谏，为“契友”劝阻而止。吴可读致其子遗书云：

我家谱自前明始迁祖以来，三百载椒房之亲，二百年耕读之家，十八代忠厚之泽，七十岁清白之身。我少好游荡，作狎冶游，然从无疑我大节之有亏者，故同乡及两书院及门诸子，至今犹愿吾主讲席。

我以先皇帝奉安有期，故昨年左爵相聘书两来不就者，原以待今日也。

我自廿四岁乡荐以后，即束修自爱，及入宫后，更不敢妄为。每览史书内忠孝节义，辄不禁感叹羡慕，对友朋言时事，合以古人情形时，或歌哭欲起舞，至不能已。故于先皇宾天时，即拟就一折，欲由都察院呈进。彼时已以此身置之度外，嗣因一契友见之，劝其不必以被罪之臣，又复冒昧，且擢中援引近时事情，未尽确实，故留以有待，今不及待矣！

据张佩纶说：此一“契友”闻是“粤中陈君”。今按：集中有“挽老友陈荔秋（兰彬）之德配诰封李淑人”一长联，交非泛泛，是则张佩纶所说的“粤中陈君”，必为陈兰彬无疑。

吴可读之补缺，在光绪元年。新君继统，例有一番更新气象，废员起复，亦为其一。当时吏部开呈废员名单，总计六百余人，吴可读首蒙超用，补吏部主事。其时已决定在穆宗奉安时死谏，故而辞左宗棠续聘主讲兰山书院之约。

穆宗奉安在光绪五年六月，故事：除特派王大臣及内廷行走人员以外，其他在京各衙门，按人数多寡，派出若干员随扈行礼，亦可自请，例有车马费可领。当吴可读自请行礼时，同事多以为吴可读穷，贪图几十两银子的车马费而已。知者则以为吴可读向来对大典礼不疏忽，如冬至南郊等，虽大风雪从来不避，所以上陵行礼，在他是必然之事，了无足异。

到了蓟州住在一座三义庙内，山陵事毕，从容死谏。原来是预备自缢而死，以白绫书联一副，文曰：“九重懿德双慈圣，千古忠魂一惠陵”，用以结环。但三义庙破败简陋，梁木已坏，恐怕不堪承受他的体重，改了服毒自尽。后来他的儿子之桓割联中“懿德”“忠魂”四字，连同吴可读的照相及遗书八通，装裱成册，题者甚众。

除对联以外，并有绝命诗一首，题作“柳堂氏感遇感怀，赋此俚言七律一首”。诗云：

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抔土已成黄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相逢老辈聊聊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问孤臣恋恩所，五更风雨蓟门东。

诗中预祝光绪生子，殊不知前星不耀，竟尔绝嗣！此则吴可读地下亦必有余憾了。

现在要谈到吴可读那篇有名的奏疏了。写到这里，想到一段题外之话，学生书店影印了一部《吴可读文集》，广告中谓“高阳说过，此文集应为监察委员所必读”（大意如此），其实我并未说过这话。有天有位“监委”先生去买此部书，提出质问：“何以高阳说监察委员一定要读此书？”学生书店的老板告诉我，希望我介绍吴可读的文集。我未责其鲁莽，而他反要我替他做广告，殊出事理之外。叨在老友，不便计较。

事后细想，古来言官，或则犯颜直谏，或则背人焚草，嘉言懿行，不一而足。但论言行一致，蓄志不改，以及草疏时唯求事理得当，归于至善，而不杂半毫名心于其中者，则如吴可读此疏，实所罕见。即论其文字委婉、说理精微，监委诸公亦当细读。因不烦词费，为之笺说。

按：吴可读此疏，主旨即在防止帝系之转入醇亲王，立言甚难，因稍有不妥，即起两宫猜疑醇王之心。亲贵之间而有心病，庙堂之上将从此多事，这不是太负死谏的本意？所以此疏不知几经锻炼，字字妥帖，我相信谏草定必历数年经营，方始定稿，是绝无仅有之事。就从这一点来说，监委诸公又岂可不一细读？

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斩或囚。经王大臣会议，奏请传臣质讯，乃蒙我先皇帝曲赐矜全，既免臣于以斩而死，复免臣于以囚而死，又复免臣于以传讯而触忌、触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

观此可知吴可读参成禄时，“请斩臣头，以谢成禄”，亦非徒效张咏劾丁谓的句法，而实不惜招杀身之祸。如王大臣果然奉准传吴质讯，吴可读必有罔识忌讳，极其激烈的言辞，以致“触忌、触怒”而获极严重如“大不敬”等罪名，甚至吴可读自己愤激过度，折槛触柱，亦在意中。

穆宗其实并不欣赏吴可读，且欲死之而后快。但吴可读竟以死为争嗣，恩怨不侔。故陈宝琛题“话别图”诗，有“宁期再出殉龙驭”之语。“宁期”二字的来历如此。

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变，即日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

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即谓懿旨内，既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窃以为未然。

吴可读之意，当时不择近支“溥”字辈为穆宗立子，继承大统为一误；既为文宗立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嗣皇帝生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嗣，而竟不明言此大行皇帝嗣子即为将来大统所归，又为一误。“即谓懿旨内”云云，就目前而言，固然皆有此了解，嗣皇帝之子为穆宗继嗣，亦即继统。但时移势变，未奉明文，终觉不妥。于是而有下文：

自古拥戴之际，为臣子所难言，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况醇亲王公忠体国，中外翕然，称为贤王。观王当时一奏，令人忠义奋发之气，勃然而生。言为心声，岂容伪为？罪臣读之至于歌哭不能已已！倘王闻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怜臣之愚，必不以臣言为开离间之端。

所谓“观王当时一奏”，当时因谕令王公大臣会议，醇王原奏曾经发抄：

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时值天下多故，尝以整军经武，期睹中兴盛事，虽肝脑坠地，亦所甘心。何图昊天不吊，龙驭上宾，臣前日瞻仰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支，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病，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无遗，曲赐矜全，讦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使臣受饼檬于此日，正丘首于他年。则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鸿施于无既矣。

“仓猝间昏迷”，并非虚语，见于翁同龢日记。震动如此，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醇王本身的，一听慈禧的宣布，突然发觉他成了“太上皇”，不知是祸是福，即所谓“罔知所措”。

另一个是为了爱子。溥仪自传中有一段分析慈禧性格的话，相当深刻：

慈禧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人，绝不愿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来说，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决不能让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至亲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治帝后之死，可以说是慈禧面目的进一步暴露。我祖父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他决不会一听说叫儿子去当皇帝就吓得魂不附体。参加了那次御前会议的翁同龢在日记里写过，当慈禧宣布立载湉为嗣的话一出口，我祖父立即“磕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话虽如此，子孙得以世世为帝皇，毕竟是无上的诱惑，所以拥立往往成为取富贵的捷径。吴可读所说“自古拥立推戴之际，为臣子所难言”，征诸史册，确为实情。是故醇王此日虽传“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的警句，但又安知他日不受人蛊惑，受“太上皇”的尊号，为太庙中不祧之祖？所以吴可读要以死争“懿旨数行”。以下即谈“为臣子所难言”的故实：

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两宫皇太后授以宝位，将来千秋万岁时，均能以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齐，即众论之异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犹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学士王直之为国家旧人，犹以黄立景帝太子一疏，出于蛮夷而不出于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

赵普“背杜太后之事”，在《宋史纪事本末》中，有专章论述——卷十“金匮之盟”。杜太后疾革，遗命以国赖长君，特为定下将来大位递嬗的顺序。赵家五兄弟，长幼二人早亡，匡胤是老二。一传老三光义；再传老四光美；三传匡胤之子德昭。谓赵普：“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赵普于榻前设誓，并记遗命，藏之金匮。赵普此时的身份“同记吾言”为遗嘱的见证人，“不可违也”，则是遗嘱的执行人。但最后是赵普出卖了杜太后及宋太祖赵匡胤。

这是宋太祖建隆元年二月间的话。同年七月，以光义为开封尹。五代至宋初，凡都汴梁者，皆以开封尹为储贰之位，匡胤不违母命。十三年后的开宝六年，赵普为卢多逊排挤而罢相，出为河阳三镇节度使，上表自诉云：“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与闻顾命，知臣者君，愿赐昭鉴。”太祖“手封其表，藏之金匮”。

唐宋明清在开国以后，皆有皇位递嬗系统发生变化的情形，而以宋朝为最微妙。如赵普上表自诉，所谓“轻议皇弟”光义者何事？又何以要上表自诉？太祖对赵并无答复，又为何要“手封其表，藏之金匮”？细细想去，都是疑问。王夫之《宋论》卷二，对此有所论列，差得真相，但犹欠精确。兹先引录《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