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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可读（第6页）

按：两宫先后升遐，汉大臣中身经其事者，为大军机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唯张之洞年谱有记载。张谱有两本，一为许同莘编，一为胡钧重编，两本记此事相同：

（十月）十九日上谕：奉皇太后懿旨，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命王子溥仪在宫内教养。二十一日酉刻，宫车晏驾，皇太后命摄政王监国，以王子入承大统，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二十一日，嗣皇帝尊祖母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兼祧母后为皇太后。太皇太后谕：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面请施行。是日未刻，太皇太后崩，距景庙上宾仅一日，人情疑惧，只以仓卒之间，措施悉当，旋即帖然。

此数日中，公入宫议事，无间昼夜。受遗定策，其详不得闻，第闻景庙崩后，军机大臣入临，皇后自内出，卒然问曰：“嗣皇帝所嗣者何人也？”诸臣未及答，公对曰：“承嗣穆宗毅皇帝，兼祧大行皇帝。”又问曰：“何以处我？”曰：“尊为皇太后。”曰：“既如是，我心慰矣！”遂哭而入。

由此可知，慈禧咽气时，隆裕并不在病榻之前。历史上恐曾无太后病危，皇后不在寝宫照料之理。隆裕与光绪在末年彼此望影而避，而光绪崩后，隆裕忽而守灵不去，况又当慈禧危在旦夕之际，此为情理上极不适之事，其故何在，岂不可思？

至于溥仪入宫，慈禧当然记得吴可读的死谏，故为穆宗立嗣。此时隆裕的身份不明。如果溥仪不是兼祧，隆裕的处境，便有如明世宗朝的张太后，溥仪将称之为“皇叔母”。慈禧手握决定隆裕未来的绝对权柄，驱遣隆裕去掩护毒杀她丈夫的形迹。慈禧玩弄权术的手法，真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至于慈禧的末命，以溥仪兼祧，并尊隆裕为太后，对于隆裕的关系之重要，只看溥仪自传中，记“母子之间”的情形便可明了：

我入宫过继给同治和光绪为子，同治和光绪的妻子都成了我的母亲。我继承同治兼祧光绪，按说正统是在同治这边，但是光绪的皇后——隆裕太后不管这一套。她使用太后权威，把敢于和她争论这个问题的同治的瑜、珣、晋三妃，打入了冷宫，根本不把她们算做我的母亲之数。

光绪的瑾妃也得不到庶母的待遇。遇到一家人同桌吃饭的时候，隆裕和我都坐着，她却要站着。直到隆裕去世那天，同治的三个妃和瑾妃联合起来找王公们说理，这才给她们明确了太妃的身份。从那天起，我才管她们一律叫“皇额娘”。

以上是吴可读死谏之疏内容中主要部分的分析，以下叙个人拳拳忠爱之忱，以及深恐由于他的非常举动，使吏部堂官受累，特别加以解释。吴可读在蓟州三义庙饮药以后的情形，知者亦多，皆不必赘述。以下谈死谏之疏上达后的反应。

按：吴可读复起于废籍，为吏部主事。各部司员无封奏之权，有所陈述以达宸听，例由堂官代奏。吏部出奏后，朝野震动，两宫太后因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除优恤外，将原折交“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同妥议具奏”。此即所谓“廷议”，而会议地点，实际在内阁。廷议的规模，有大有小，像这一次在规模上是第一级，非有关国家大计，而须博咨周访者，不举行此种规模的廷议。以前曾有读者来函，嘱对清朝廷议参与人员作一解释，现在借此机会作一答复：

一、王大臣——顾名思义，为亲王、郡王而兼大臣衔称者，始得谓之“王大臣”。如仅为亲王、郡王，即无资格。事实上，亲郡王必有大臣衔称，因为“大臣”的名目极多，最重要、地位亦最高的是御前大臣，此外有后扈大臣、专操大臣等等，最普通的是散秩大臣。

二、大学士——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清朝中叶以后，定制大学士四员、协办大学士两员。各衙门堂官大致皆有满汉两缺，唯独大学士专殿阁，一衔只一缺，不分满汉。如文华殿大学士，非满即汉，非汉即满，同时不会有两个文华殿大学士。

三、六部——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堂官，每部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共六员，合称“六堂”。又理藩院亦归入六部。

四、九卿——明朝以六部加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为九卿；清朝则以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太仆寺、通政司、宗人府、銮仪卫为九卿，此为“大九卿”。又有“小九卿”，则钦天监、太医院堂官之类，但“小九卿”之称，并不为朝廷承认，不赘。

五、翰、詹、科、道——此为清贵之职，翰者翰林院，詹者詹事府，科为六科给事，道为各道监察御史。

凡廷议，中坚分子必为翰詹科道。这一次议吴可读原疏，亦无例外。上谕谓：“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后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所谓“即是此意”，究竟是何含义？这含混笼统的四个字，即成为廷议的重点。

按：“前降旨时，即是此意”八字，接于“此次吴可读所奏”之下，意思很明白，谓穆宗初崩，所颁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嗣，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即是吴可读所奏“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之意。命王大臣等“妥议具奏”，无非将“即是此意”，订成具体可行的办法。但复奏的结论，竟是以吴可读所奏“毋庸置疑”。其理由是，吴可读所请预定大统之归，有类乎建储，而建储为本朝家法所不许。而将来如何继统，早包含于前降懿旨之中，何待臣下奏请？至于“神器所归”，嗣皇帝在将来“必能斟酌尽善，守列圣之成宪，奉天下以无私”。

对于内阁集议的结果，由“妥议”一变而为“毋庸置议”，不满者甚多。廷议不合，例许单衔或联衔陈奏。于是先有毓庆宫行走的“师傅”徐桐、翁同龢，及南书房翰林潘祖荫合疏，继有声名极盛的清流宝廷、黄体芳、李瑞棻，以及一定少不了的张之洞，纷纷建言。

对问题了解得最透彻的是宝廷。他在附片中说：

廷议谓穆宗毅皇帝继统之议，已早赅于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将来神器所归，皇上自能斟酌尽善，固也。然懿旨意深词简，意存言外，苟泥于其词，难免害意，不及此时引申明晰，异日皇上生有皇子，将即承继穆宗为嗣乎？抑不即承继乎？不即承继，则以违懿旨；若即承继，又嫌迹近建储。就令仅言继嗣，不标继统之名，而天下臣民，亦隐然以储贰视之，是不建之建也。

而此皇子贤也，固宗社之福；如其不贤，将来仍传继统乎？抑舍而别传乎？别传之皇子，仍继穆宗为嗣乎？抑不继乎？就命仍继穆宗，是亦不废立之废立也，岂太平盛事乎？至此时即欲皇上斟酌尽善，不亦难乎？

廷议之意，或以皇上亲政，皇子应尚未生，不难预酌一尽善之规。然国君十五而生子，设皇子诞育，如在撤帘之前，又何以处之乎？与其留此两难之局，以待皇上，何如及今斟酌尽善乎？

宝廷分析问题，相当深入。但不述于原奏，而用“附片”，则有深意在内。因为原奏预为成年后的光绪设教，有保存的价值，而附片则谈一时之事，可以抽出另作处置。章奏之法，固应如此。

至于宝廷的原奏，在起草时，就已想到将来让嗣皇帝亲自阅看，有所感动，所以又是一种立言之体。颂圣是必然的，而最精彩的一段议论是引乾隆《御批通鉴辑览》，说宋太宗背杜太后、明景帝废太子见深，是因为先有私天下之心，所以佞臣才进邪说。最后的结论是：

我朝圣圣相承，迥迈前代，纵有赵普黄之辈，皇上仰遵祖宗遗训，远鉴宋明，不惟其言不能入，且必重加之罪，况两宫懿旨，悬之于上，孤臣遗疏，存之于下，传之九州，载之国史，皇上若竟信佞臣谄媚之语，违背慈训，弃置忠言，何以对天下后世。背义自私之事，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圣人为之乎？此固可读之忠心，而实过虑也。

此次廷臣议上，皇太后降旨时，但请将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之意，详为引申，俾天下臣民，永无疑义。我皇上孝悌仁让，必能以皇太后之心为心，无须谆谆申命，并请将前后懿旨，与广安吴可读及此次兴议诸臣奏议，存之毓庆官，俟皇上亲政日，由毓庆宫诸臣，会同军机大臣，恭呈御览，自必明降朱谕，宣示中外，将来传统之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俾天下后世，咸知我朝家法，远越宋明，皇太后至慈，皇上至孝至悌至仁至让，且以见穆宗至圣至明，托得人也，岂不懿欤？

宝廷提到的广安，是首先谈到继统问题的，穆宗崩时官内阁学士，于光绪元年正月上疏，主张颁立铁券，以期确定皇位必传于穆宗之嗣，结果是“传旨申饬”。

张之洞一疏，可想而知的，必是旁征博引，惟恐言不尽意。论吴可读的原奏，有“不必虑者三”“未及虑者三”“不足辨者三”，洋洋洒洒，两千余言，但传诵人口的，只是哀穆宗无出，充满了感情的一小段话：

惠陵永闭，帝后同归，既无委裘遗腹之男，复无慰情胜无之女，伤心千古，夫复何言？

其实，诸疏中言简意赅，最中肯的，还是翁同龢起草，邀徐桐、潘祖荫联名合上的一疏：

诚宜申明列圣不建储之彝训，将来皇嗣繁昌，默定大计，以祖宗之法为法，即以祖宗之心为心。总之，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揆诸前谕则合，准诸家法则符。

“总之”以下二语，亦如铸铁券，万不可移。后来结束此重公案的一道懿旨，大致即采其意：首先申明，因本朝不建储，所以“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归，与本朝家法不合。接下来说：

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亦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洞合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着另录一份，存毓庆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