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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铭褚成溥（第8页）

翁同龢对周锡恩，本来是很欣赏的，但以后就不往来了。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六日翁记：

若农谈陈伯育、周伯晋居官居家状，颇骇听闻。

周伯晋即周锡恩，居官贪污、居家豪奢，故骇听闻。可知周锡恩前一年在浙江满载而归。再看前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李慈铭所奏：

翰林储才之地，近年编检多至数百员，人品不齐，如陈鼎、费念慈、周锡恩、盛炳纬、饶士腾、陈光宇、魏时钜，此数人素行诐邪，不知自爱，京察宜加惩罚。

陈鼎即前翁同龢所记的陈伯育，湖南衡山人，光绪六年翰林，翁同龢的门生，亦即李慈铭的同年。光绪十五年放浙江副主考；正主考即李若农（文田），见闻自确。陈光宇即南闱有名的枪手，光绪十六年翰林，但从未得到过考差；饶士腾为江西金溪人，他有个族弟叫饶丹诏，是琉璃厂书场中、在明朝就有的老招牌“二酉堂”的东主。饶士腾介绍他的同年丁惟活动四川主考；饶丹诏转托一个出卖风云雷雨的御膳房太监张秀林，结果未曾成功。但后来丁惟又放了陕西主考，张秀林借机需索，闹出纠纷，为李慈铭的房师林绍年纠参，结果饶士腾竟因此自杀。

现在要谈机关败露的经过。崧骏原奏中有一句：“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这“一并”二字，是史学中的“隐笔”；隐藏着的事实是，名帖、信函应该分投正副主考。“一并呈送”则送给周锡恩的信，亦由殷汝璋拆开；若不检举，便成受贿。

一说，当陶阿顺送信到殷汝璋船上时，周锡恩及苏州知府、状元出身的王仁堪都在他船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毫无斡旋的余地，殷汝璋明知误投，亦无法帮老同年周福清的忙。但苏州府，还算是留情的，开了一面之网，且看崧骏奏报案发经过：

浙江会稽县在籍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在苏遣仆陶阿顺赴浙江正考官殷汝璋舟次投递信函，经殷汝璋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知系嘱托关节。由苏臬司委员管解陶阿顺并移案到浙。前据臬司赵舒翘禀报，时奴才业已入闱。即饬臬司会同藩司督饬杭州府讯取陶阿顺供词，并臬司钞呈原信，有“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字样。

当查马姓官卷马家坛一名，及周福清之子周用吉，一并扣考。其顾、陈、孙、章各姓俱无考名，无凭查扣。奴才出闱后当经恭折具奏，请旨将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归案审讯，一面饬司委员前往查拿。即据周福清自行赴县投首，并饬查提马家坛、周用吉到案，由会稽县知县俞凤冈先后解省，发委杭州府讯办。

其时周福清亦在苏州，他是由上海雇船到苏，事毕原船回绍兴，当然住在船上。苏州府讯出主名，倘或依法办理，可以禀明大府，先将周福清软禁，而结果没有这样做，让周福清得以避到上海。至于以后“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之前，当然先已有了一番活动。房兆楹在《关于周福清的史料》一文中说：

清代文官考试制度，到了光绪以后就渐渐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这是因为不经考试也可以做官的缘故。这正是西太后当权时代，贿赂公行。有钱的人可以买官来做，而举人、进士若不出钱往往就得不到实职。做官的要想升官也可以用钱来买。考官受贿大约是不算稀奇。就连一个穷翰林想得一次考官的差使也得出钱。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就有这样的案子，考官由贿买太监得到优差，而过付的人一个是书店老板，一个是裁缝。同月里有一位御史上奏，论到周福清案和当日考场舞弊的情形。

他说：“风闻浙江一案周福清所供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京闱乡会试舞弊幸中者更指不胜屈。”所以周福清图贿考官，毫不足怪，反而是破案而且重罚才可怪。大家似乎同意说都是他的这位家丁陶阿顺不懂事给闹翻了的。因此崧骏和刑部都竭力要给周福清减刑，这正反映了当时人对这种事的态度。

这位御史就是参丁惟禔的林绍年。周福清“交通关节”已“不止一科”，足见他是以此为常业，与周锡恩早有往来；而科场风气之坏，亦由来已久。因为如此，虽有赵舒翘这种精干有魄力的臬司，浙江处理周福清一案，仍从宽减，不愿兴起大狱；当然，其中还需要一个人的合作，这个人就是殷汝璋。

对于整个内幕，殷汝璋在事后是非常了解的。案发之时，他扣留陶阿顺送苏州府讯办，整个处置，干净利落，无可置疑。但如扩大来看，周福清那种心照不宣的做法，很容易令人疑心他跟殷汝璋由于同年的关系，对于贿买关节一事，早有联络，不但已获殷汝璋首肯，而且价钱都谈好了。至于扣送来人法办，只由于关节送到时，恰好有副主考在座，事成僵局，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手段，以求自保。

这是合理的猜测，舆论将会如此评估殷汝璋，言官闻风言事，亦可奏请在殷汝璋浙江试差竣事后，候命听勘。此案如在乾隆期，必兴大狱，殷汝璋为了免祸及不为清议所讥，必须主动要求彻查，洗刷嫌疑。那一来，周福清以交通关节为常业的历史，将被泄露；而周锡恩亦必不易脱却干系。所以浙江当道即令有意将此案化大为小，如果殷汝璋不愿默尔而息，上奏陈明如本文前述既为同年，复有名帖，则信中又附名片为不合理，指出周福清行贿的对象并非自己，事情仍旧难以摆平。

是故，此案化大为小，所必须取得殷汝璋的合作，即为“不作为”。不管崧骏如何出奏，只要不说他有受贿之嫌，他都能容忍。这样，周福清的捏供，“探闻浙江正考官殷汝璋，与伊有年谊；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云云，才能成立，作为判刑时，“量从末减”的根据。

殷汝璋的合作，自然是愿念年谊之故；合作所生的效果，可从崧骏奏报结案的处置中看出来：

此案革员周福清，在苏探知浙江正考官殷汝璋与有年谊，起意为其子及亲友求通关节取中，自写洋票，并拟就关节字样，遣仆往投，即经扣留解讯。该草员亦闻拿自首。遍查律例，并无作何治罪专条。

惟查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与议单文券不同。且财未予人，未便计赃科罪。揆其事后闻拿投首，尚有畏法之心。应否比例量予酌减科断之处，恭候钦定。廪生马家坛，生员周用吉，讯非知情，业已分别斥革，应与讯不知情之家丁陶阿顺均无毋议。

函内所开顾、陈、孙、章四姓并无主名，该革员既供事先未与各家商谋，应免查提，以省株累。票洋系属自重虚赃，该革员又供家计贫寒，应免着追。关节信函等件案结附卷。

浙江的奏折于十二月十二日上达御前，照例“下刑部议奏”。由于下一年为慈禧六十正寿，有恩赦、停刑、恤囚等恩典，所以重大案件，都要在年内赶办，出奏定案。周福清一案，刑部在十三天之内议竣，复奏这天是十二月廿五日。引《大清律例》吏律职制下的“贡举非其人”一条说：

细绎例义，必考官与士子彼此商说允准，或书明银数，或给予字样，一予一受，方可以交通贿买论。若仅向考官函许贿嘱，当被举发破案，即与此例稍有不符。

恭查咸丰九年钦奉谕旨“不得以曾否取中分别已成未成”，其一经嘱托，无论考官应许与否，似不得以已成论。自应核其所犯之轻重。悉心安拟，庶无枉纵。此案……该前抚以例无作何治罪专条，未敢率行定拟。惟既声明“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未成，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亦与议单文券不同”，所议似尚平允。

臣等详加查核，该革员虽有交通贿买之情，究未遂其交通贿买之计，其事尚属未成，若竟照交通赂买关节例，拟以斩决，未免过严。衡情酌断，似应量予末减。应如该前抚所奏，已革内阁中书周福清，应请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据称事后闻拿投首，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按：所议完全支持浙江的建议。依律，科场贿弊为斩罪，未成减一等，改为杖一百流三千里；自首原应再减一等，因周福清为翰林，明知科场禁例极严，仍旧以身试法，则是“故犯”与“自首”相抵销，不准再减，所议维持原议。但周福清运气不佳，复奏一上，结果是下了这样一道上谕：

刑部奏，遵议革员周福清罪名一折，据称“革员周福清于考官中途遣递信函求通关节，当即举发破案，较之已成未中者，情节稍有区别，应于斩罪上量予末减，拟以杖一百、流三千里、恭候钦定等语”。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递予减等。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

旨下，无不大感意外。历来凡遇钦定刑案，总是部议从严，候朱笔减等，以示恩出自上。周福清一案竟一反惯例，分析其原因有二：

一、借此整饬科场风气。

二、光绪因为内务府筹办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多方需索，靡费特甚，到年底还要跟户部要六十万两银子，情绪很坏。

尤其不巧的是，此案赶在十二月廿五日呈上，以便年内结案，而每年这一天，是皇帝一年治公的最后一日，要裁决的奏折，总在一百件以上，事务特繁，更易动怒，只要批一个“斩决”，军机自会承旨去找理由、拟上谕。

周福清的罪名是“斩监候”。照清朝的司法制度，每年秋天，由各省造册报部；刑部有个特设的机构，名为“秋审处”，就各犯案情及家庭状况，逐一审查，分为“情实、缓决、矜拟、留养、承祀”五类，造册送请皇帝裁定，名为“勾决”。如遇国家庆典或有其他重大事故则“停勾”，凡是斩监候的犯人，这年皆可不死。

周福清从光绪二十年“监候”，直到拳匪之乱，方始释出，前后在狱七年，除甲午叨太后六旬万寿之光“停勾”以外，每年秋冬皆须经历一次死亡的威胁；而事先进京到刑部活动，希望列入“缓决”，得以不死，又须筹措一笔相当的费用，是故狱中的周福清固有度日如年之感，鲁迅的父亲用吉的日子亦不好过。

上谕到达浙江，已在光绪二十年。虽说“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但须经过秋审勾决，方始行刑。这年慈禧六十万寿，一律“停勾”，凡是斩监候的人犯，都可无条件多活一年；以后廿一到廿五年这五年，年年须到刑部活动，列入缓决，多活一年。刑部书办，绍兴人很多，路子是有，但须上下打点，加上盘缠应酬费用，对鲁迅的父亲周用吉来说，是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同时，用吉是胃溃疡患者，这个病需要保持乐观的心情、充分休息以及饮食调养，而周用吉不具备这一条件，死于光绪廿二年丙申，得年三十七岁。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是不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地亡故了。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拳匪乱起，周福清得以出狱。曹聚仁在《鲁迅评传》记周福清遭祸事说：

（周福清）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交跟班送到主考的船上去。那跟班名徐福，因为学会打千请安，口说大人小的，以当“二爷”为职业，被雇带到苏州去办事。据说那时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人收到了信，不即拆开，先搁下了打发送信的回去，那二爷嚷了起来，说里边有钱，怎么不给收条，这事便发觉了，送到江苏巡抚那里，交苏州府办理。周福清知道不能躲藏，不久就去自首。移到杭州，住在司狱司里，一直监候了七年。